建议只休不病/小罗
云姐是我的朋友。大概两周以前，她因急性痛风而变得生活不能自理。
上个周末，我去看她。家里一如既往地整洁，云姐夫给我开门，用很小很低的声音快速地说，“在卧室躺着呢。”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云姐的母亲，在云姐嘴里，妈妈一直是个“很事儿”“有点像控制狂”的人，娘俩经常因为各种事打仗，打得鸡飞狗跳。真正见到时，才发现她妈不过也是个头发稀少、身形佝偻的老人，和别的老太太一样。
我在微信上跟云姐提过两三次探望的事。最后一次，她说，“来吧，给你看看我脆弱的样子。”这条消息后面跟了几个“哈哈哈”。
因为痛风，她完全不能行动；因为糖尿病并发肝肾功能不全，她没办法正常服用治疗药物。医院也没辙，只能让她暂时躺在床上硬撑，慢慢调理。撑了好多好多天，“感觉一直有人用针扎我，用火烧我，”她给我发消息，“现在让我嘎巴一下死了，对我来说都算美好的祝愿。”可惜不能。疼得厉害的时候云姐计划跳楼，但是连窗边都爬不过去。
以前日子好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在深夜里喝酒（好孩子别学），吃大餐（进食一定要节制），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里指控、嘲讽什么。我们总是磨牙似的，对很多事儿不满意，也在很多时刻觉得不自由。跟父母离得近不自由，被工作摆布不自由，在小城市混日子不自由……
云姐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她是个随性洒脱的人，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（图/电影《阳光姐妹淘》）
对我来说，道理好像总是“顿悟”得来的，而在那个时刻到来以前，我往往处于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混沌中。我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对“不自由”的感受何其浅薄，也没有想过当真正的不自由落到一个人的身上将是什么样的光景——它可能幻化成了一股淡淡的屎尿味，飘在云姐的卧室里，也可能是一滴泪，从她的眼里落到我的脸上。
我忘了那天我们聊什么了。她当时吃了一点止疼药，吃一点点，换来3到4个小时的安宁。医生嘱咐每天只能吃一次。我在的时候，她的精神还算可以，有力气跟我说说话。
可我能和她说什么呢？说忍忍吧，不是什么大病；说别担心啊，咱们才30岁，控制好了肯定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；说等你好了以后我们就去喝茶晒太阳，去江边野餐。我那时一定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无力——我姑且算个文字工作者，经常在一些时候隐隐为自己传达了某些“深刻”的东西而自得，周围人找我聊心事，我也总能顺畅自然地开解，放出一大堆心灵鸡汤味儿的屁——在云姐真实且具体的痛苦面前，我发现自己不管说什么都显得很心虚。
探望她让我感到难过，每当我说不出话的时候，我就抓着她的一只手轻轻抚摸。这可太变态了，我们从来没这么暧昧过。好在云姐给我留了体面，从我来，到我走，她的情绪看起来都挺平稳，平稳中仍然带着死志。只有说到止疼药的时候，像被触发了什么开关一样，她突然地哭。云姐告诉我，一想到药效快过了，就好害怕。
我是从她家逃出去的。回去埋头工作了一两天。在微信上我才能放下负担，时不时问问云姐好点没。终于，前天，她给我发来消息，“今天不怎么疼了，但是还不能下地。”她又和我说，外面好像暖和不少，她都开始想着出去玩儿了。
那一刻，我终于感觉自己不再心虚，能说会道的力量又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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