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利策略 “正经人谁还看书啊”

或许你还记得，今天是世界读书日。

有人说，在这个AI很快要无所不能的时代，阅读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与之相似的，像看电影、出门散步、看展或者谈恋爱这类需要花点时间来做的事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，似乎也都带上了“老派”的标签。

那么，在讲究“最优路径”的当下，做一点不那么讲效率的事情还有必要吗？不久前，看理想的编辑们提前准备好了一些问题，并把它们发给了作家张秋子，今天，她将从文学和阅读的角度出发，聊一聊相对老派的生活在当下是否还具有独特的意义。

讲述 | 张秋子

来源 | 看理想节目《细读生活》

01.

阅读需要”集体赦免仪式”吗？

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，把阅读变成一个节日，是否本身就意味着阅读已经变得非日常了？

我的体感是，这些读书日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讨论，本质上可能更接近于一些商业活动或舆论活动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推广。

不读书的人参加再多读书日的活动也不会真的去读，而读书的人不参加任何活动，阅读行为也丝毫不会被影响。阅读这件最基础的事，它不是、也不应该通过节日来推动，本质上，它是个体行为，它的前提是个人沉下去。

当然，把读书日变成一种欢庆式的娱乐活动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大家可能普遍都有一种”我应该读点书”的执念，但又很忙，所以需要一些仪式感的方式来充当抓手。

作为一个现代人，无论持什么样的态度，可能都会被裹挟进一种仪式性的、集体性的行为里。最值得观察的，或许不是为什么会有读书日这个活动，而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它。

也许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深的焦虑，现代人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不安的。刷一天视频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常态，我们的注意力变得琐碎，在当下的语境教导里，容易产生隐隐的羞愧感，而读书日提供的是一种集体性的”赦免仪式”——

我们一起来宣誓”读书很重要”，一起打卡，一起晒书单，那种短暂的愧疚感就得到了抚慰。不过，我不想说我们参与这些商业活动是完全虚伪的，因为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去聆听外界信号的环境里，在这个环境里结构性地释放出来的信号，可能还是会对个体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而且，读书日的功能也不是推动你现在立刻翻开书去读，而是在维系一种社会共识——阅读是有价值的，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被郑重对待的。

希望大家都能在一个外面没有任何节日的安静时刻里，真正地独自坐下来，翻开一本书。

02.

了解书的渠道

我现在选书的第一渠道是AI。我去年年底写完了第五本书，暂定名是《小说的诞生：从卡夫卡开始的细节之旅》。今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是不再输出新的作品，主要放在备课和翻译上。备课需要大量的参考资料，我会去问我的AI：“就这个主题而言，哪些书值得看？”它的推荐范围一定会超出我的阅读半径，是极好的补充。

举个例子。我今天在备课，艾萨克·巴什维斯·辛格有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叫《傻瓜吉姆佩尔》，小说中的主角不停地相信别人，哪怕整个世界把他耍得团团转，他都甘之如饴。我很想在课堂上聊“相信”这个话题，就去问AI。

它给了我一个很长的书单，比如迈克尔·波兰尼的《个人知识》。波兰尼的核心论点是：所有的知识里面都有一个无法被明言的、被意会的或被默会的“相信”在底层托着，哪怕看起来很严谨的科学研究也是这样。

也许这本书与辛格的小说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它仍然拓宽了我对“相信和理解”这个问题的了解。现在我也会推荐学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论文的参考文献：可以让AI来推荐书，但不要让AI来代写，最理想的状态是个性能够呈现，有着你的个人气息。

另一个渠道是通过朋友推荐，而且是几个特定的朋友，我非常相信ta们的品味。上周去广州参加活动，我见了一个老朋友，他这次又推荐了一本我完全没有听过的书——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德·默南的《平原》。他跟我吐槽说读完以后完全不知道讲什么，这勾起了我的兴趣。

我很喜欢这种推荐，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人，而我与ta的判断、趣味、品位非常类似，这和算法推荐完全不同。

这两个渠道有一个共同点——我都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，我有自己的判断和主动性在里面。

03.

对媒介变化的感受

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一个完全集中注意力的铁人，因为在备课、翻译的时候，我都可能停下来刷一下小红书，但我对“注意力必须集中“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。

我在第三本书《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》里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，“你必须注意力集中”这个要求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暴政。分心不是一定要被消灭的坏习惯，有时候是人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的自我保护机制。

一个例子是《罪与罚》中的细节：男主人公杀完人以后，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讨论这桩案情，他在听的时候，把头转向了墙壁，盯着绿色墙纸上的白色小花看。这个转头的动作就是一种分心，是男主人公在压力下的本能逃逸。

有意思的不仅仅是注意力的问题，而是媒介变化带来的人的理解方式的根本改变。前几天有一个前同事问我：法国“高蹈派”（也称“巴那斯派”）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、由谁引入中国的？这是一个很冷僻的文学史问题，我一开始先用AI查，都没有得到答案。

后来我换了一个思路，用“微信读书”的“全文检索”功能来搜索关键词。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，可以跨书搜索全文。搜索结果一出来，我就发现有一条是1921年郭沫若写的《女神》里面提到的。但郭沫若用这个词的方式很自然，显然在他之前这个说法已经在流通了。

我又继续顺着时间线往前查，发现“高蹈派”这个词更早出现在周作人的文章里，最早的一篇是1917年的《近代欧洲文学史》。

我接下来在周作人全集里搜索，发现他明确地提到“高蹈派”这个说法来自日本，跟一个叫上田敏的作家有关。上田敏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诗歌集《海潮音》，在序言里就把法国的“高蹈派”译成了日语中的“高蹈派”。而周作人早年大量借用了日本的词汇和概念。

到这里路径就清晰了：法国“高蹈派”在19世纪末出现，经过上田敏的《海潮音》的引进成为日本词汇，最后再由周作人转成中文，郭沫若再沿用。

整个检索和推论过程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，假如没有现在这种信息流，让我去图书馆一条条翻史料，一个月都未必搞得出来。

所以我对媒介变化的感受，与很多人说的“信息流让注意力变化”不太一样——如果你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些工具，理解事物的方式可以变得更深、更快、更有趣。类似于侦探办案，每一条线索都指向下一条，最后拼出一个原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出来的答案。

04.

阅读之外

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专注力、耐心、对世界的立体认知都要从阅读中获得？除了阅读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

我的回答一贯如此：当然不只有阅读这一条路径。如果我们把阅读理解成通往深刻认知的唯一方式，是一种傲慢。现在很多高校的教师会说学生们怎么不读书了，这个哀叹背后就是一种傲慢。凭什么一定要认为读书才是一种获取知识的能力？

我在读爱因斯坦的文集的时候，对他有一个非常新的认知。我们想象中的爱因斯坦大概是一个蓬着胡子、伸出舌头的科研怪老头，但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，他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有非常强烈的关切，留下了大量的反战书信和文章。

这个毕生把精力都投入到物理学研究中的人，恰恰对人类的命运抱有非常深切的忧虑。他和宇宙对话的那种纯粹，让他对人类处境的理解要比大多数人都更彻底。科学研究不是一种封闭的、专业的、排它性的训练，而是一种认知世界的、近乎带有神性色彩的沉思。

我也不想把这条路说得太精英化，好像只有读书人或科研工作者才能抵达这种认知的深度。最近几乎全中国的人都在关注一个叫张雪的人，他很早辍学，一辈子长期专注于制造摩托。如果对一件事情有野心、有持续深入的意愿，他同样可以通过一条看起来和阅读完全无关的路径，抵达对世界复杂性的理解。

阅读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与其说是唯一的路径，不如说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训练方式。它能训练我们的注意力、理解力，以及在一个问题上长久盘桓的能力。长期的实践、稳定的投入，甚至一段深刻的人生经历，都能带来这种立体化的认知。

05.

兴趣的底色

一个人的兴趣和判断越来越被外部系统所塑造，会不会成为一种问题？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，而不被那些特别造假的读书博主所影响？

首先是兴趣。它不是真空里长出来的，一定要有时代语境和物质条件作为背景。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女性，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家，不是因为她天赋不够，而是因为那个时代里，这些学科没有向女性开放。

或者不说物理学，说游戏。我很期待的游戏《影之刃零》今年9月9号要上市。它的CEO叫梁其伟，他本科学生物，在已经去准备读研大的时候，转向了游戏制作，因为那个才是他真正着迷的东西。假如这个时代没有电脑、没有电子游戏，这个叫梁其伟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被激发兴趣。因而我的结论是：外部世界的复杂多样性，是兴趣被激发的非常重要的物质支撑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算法和信息流也不是天然就有的事情。我更关切的是：当它激发了人的兴趣的时候，那种兴趣到底是真实的、有深度的，还是一种消费行为的诱导？